简·爱之女性形象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女性形象两相之对比
在普世价值观中，人们往往认为西方文学中女性的形象会更显其独立自主和对自由的抗争，简·爱之形象便是其中翘楚，当然，选以《简•爱》为西方之典型，更重要的是鄙人不才，不敢用更具专业性知识的书目，只敢拿着已被摸透的女性向文学入手。
与之相对的，大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文学对女性是僵化、刻板而又刻意的。其实不然，在我国，思想勃发的20世纪也同用样涌现了大量女性主义文学作家，她们对女性的描写不一定如何坚强勇敢，也不一定多么脆弱柔和，她们并不一定是完美或正确的，但她们打破了刻板，把女性从一片片绿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普世价值观不同，东西方女性形象有所异同也实属正常。
以《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为例，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女权主义的小说，简·爱身上具有不屈于世俗压力、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自由主义光辉。她不会自卑自贱，当舅母叫嚷着叫自己的孩子远离时，她高喊：“他们不配和我在一起”。她自尊自爱，她会对罗切斯特先生言辞激烈：“你以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爱吗？”
简·爱是独立的个体，她不是缠绕的菟丝花，她是刚烈、铿锵的。她的表兄圣·约翰请求简爱嫁给她——理由仅仅是她适合做一名传教士的妻子。
男性凝视下，似乎一个女性的整个灵魂、她的闪光点会被所为之“妻子责任”与“母亲作用”替代，好似是成为了母亲和妻子之后，才会有品行优良又美好的女性。
不对，也许我们应该选择用另外的视角——“人“去看待她们。
这个时代，我们热衷于为人贴标签、划分阵营，可人作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具有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
圣母玛利亚只是传说，但是古往今来，有多少女性被刻板化，有多少文学作品的女性自始至终便是为服务男性的润饰而生？
我们必须认识到，既然不会有十全十美之人，也不能期望所有的女性都是铿锵玫瑰，人是如此感性的主体，你要说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人公葛薇龙就是堕落的，也不对，我很难对这个女人作出评价。你可以说她自甘堕落、说她拜金主义。
确实，为奢华俘虏、充当交际花当然是堕落。但一个漂亮的女孩难道生来就是堕落的吗？她也曾说过：“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她难道不曾单纯善良爱读书？天真的少女是被什么所玷污污染？世间的物欲、女人的情欲对女性的摧毁性力量让她失去了方向。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也让我们用”人“的视角去看待她——她也是一个乖巧听话、一心向学的学生的，可是她遇到了什么？梁太太的圈套、乔琪乔的风仪、香港的物欲与奢华。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与书中的人物共情，难免会有不少何不食肉糜之言。在我看来，葛薇龙并不怎么坚强，却又始终没有泯灭全部的良心，她沉沦，却也始终没有完全堕落，她不是非黑即白，尽管深陷泥潭却难以彻底堕落。
爱情并不能为少女带来甜蜜，反而成为了致命的黑鸦片，葛薇龙的身体堕落，却仍对乔琪乔满怀爱意。
我便在想，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始终是带有封建礼教已经数千年来对女性的桎梏。
冰心的散文诗钟爱宣扬母性与自然的融洽，萧红的《生死场》侧重于女人在男权世界的卑微无助，张爱玲着笔于女孩的堕落。她们不会复刻简·爱的自由刚烈，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女性的地位让她们忠于苦难与社会，女人的所谓之天性。
当然，不管再怎么不同，以《简·爱》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当然也有相同之处。不论何处，展现女性角色的真善美始终是相差无几，纯洁善良、不平气质、才德学识始终是女性的优秀之处。同时，她们都遭遇了时代的不平、社会的不公，遭到了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指指点点、受到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特质的捆绑束缚。尽管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仍难逃刻板印象，女性的出场大多为满足男性的欲望与需求（生理、心理、感官等多方面），并且有扁平化和脸谱化嫌疑，但从时代意义以及打破女性刻板印象的方面来看，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女性本是区别与男性的一种性别划分，但在长久的男权社会影响下，女性常常被社会主流和上层群体所忽视，权力与政治力量的缺失导致女性角色文学作品中也一度遭遇脸谱化。就我国而言，“中国女鬼的背后，是书生的性幻想，和妓女的辛酸泪”，单这一句话，便知道有多长时间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到底有多长时间仅是片满足红花欲望、幻想与理想的绿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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